张玉环案背后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

大家都知道张玉环在被无罪释放之后也有了最终的496万余元国家赔偿，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张玉环案背后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却还在痛苦当中的，张玉环案背后的家庭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如今却连恨的人都是无罪的，那么究竟凶手是谁，是否还能查出来呢，接下来大家就随小编一起了解看看~

 

 

张玉环案背后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即将要断掉的时候，丈夫翻过了身。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含冤入狱，妻离子散；张国武、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张建飞、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活着，要找凶手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舒爱兰家中，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厨房里仅有简单的煤气灶。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舒爱兰家，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记者也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两个孩子被杀，一个四岁，一个六岁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来点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的时候，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里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

 

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自己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说他不是凶手。那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定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

 

夫妻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孩子没了以后，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孩子没了，“凶手”抓到了，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带着刘荷花；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健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是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

 

怎么想开呢？一直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我大儿子很聪明的，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没了，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她走得极慢，大概5米的距离，走了将近一分钟。

 

张建飞解释，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又进了医院，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后，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检查不出具体病情，又去看中医，中医诊断是“气郁”，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但身体还是好不了。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更添了各种病，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孩子没出事前，她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种了四亩地，还养牛，养猪，带孩子。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能干、爽朗。当年自己母亲一直生病，家里穷得很，但刘荷花没嫌弃他家。两人是相亲认识的，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了她，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很处得来。”张建飞说，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家会过得很好。

 

“我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就难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在此后的27年间，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两个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实际上，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得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了。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没有，不知道哪个是”。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两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无法苛责她们，刘荷花当时23岁，舒爱兰21岁。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一切外界的变化，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计算着孩子多大了。按照她们的估计，如果孩子当年活着，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杀了，连个坟都没有，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就想要个公道。”舒爱兰说。

 

 

张玉环案背后的家庭

 

看了报道的内容，这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生活遭遇够悲惨的，不过，这两家的悲惨生活与张玉环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没啥关系吧？

 

张玉环，是否有罪，法律已作出处理，监狱里蹲了27年，无罪释放后获得四百多万赔偿款，不管对错，法律都对张玉环给出了结果并做了补偿，至于当时执法错误的工作人员，那是法律该追责的范畴，但无论如何，失去孩子家庭的悲惨生活，实在与张玉环无关。

 

都是受害者，一边是因错误执法的受害者，一边是因孩子被杀的受害者，两者中间不该有对立的关系，更不该有因张玉环获得了赔偿款，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就也同样该获得赔偿的道理。

 

因为张玉环是由于司法机关的错误而受到的损害，是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而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是因为犯罪人杀害了自家孩子而受到的损害，这个责任是由犯罪人承担，而不是国家来承担，哪怕办案人员有过错，国家也不会因此对受害人家庭承担赔偿责任的。不管失去孩子的家庭，生活如何困苦，那都不是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理由。

 

不过，两个家庭实在是苦难的没有尽头，但这些困苦的遭遇，不能说跟失去孩子有直接的必然性，失去孩子固然是悲惨，但经济能力低，生活条件差，这些跟失去孩子之间没有什么必然性，瘫痪在床也是失去孩子26年后发生的，工作繁重薪资低，也是由于工作能力限制的，儿子在外打工娶妻无望，也是自身条件造成的，而另一家，二胎溺亡也是意外事件，只怪家长未尽到看管责任，这也是大多留守儿童共同面对的问题，身体不好住医院，也不能会所跟失去孩子有必然关系，至于张玉环无罪释放就觉得心里过不去，难道张玉环被冤死狱中，心里就过得去了？

 

所以综上，张玉环无罪释放获得赔偿，那是法律和国家给张玉环的公正处理，至于某些人质疑的张玉环是否为真凶，请不要凭个人的主观臆想，而蔑视国家法律给出的公正裁决。

 

失去孩子的家庭，法律确实欠一个结果，真凶是谁，办错案的司法人员该如何追责，但不管如何，孩子已经不在了，家庭的经济困境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和克服的，毕竟，生活困苦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苦难的境地，而不是靠抓住什么困苦的理由，寻得一个解脱的借口，因为那些除了会让本就悲惨的命运更加悲惨，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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