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戏机“灰色”的生存现状
中国游戏机“灰色”的生存现状
电子游戏机主机是否被认定为电子出版物并相应监管，已不仅关乎被诉的游戏机主机生产商周文辉个人命运，也关乎这个年产值数百亿元产业的审批程序。
3月14日，周文辉在法庭上最后陈述时，疑惑地说，“我其实想过转行研发家用游戏机，如果街机真的有这么多问题”。
一年半前，这个游戏机主机生产商被以赌博罪抓获，如今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2013年9月，周文辉在看守所里看到了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新闻，自贸区方案中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被包括周文辉在内的几千家国内游戏机生产商认为是游戏机解禁的标志。
赌博是游戏机的“原罪”，但周文辉遇到了新麻烦，他被指控生产前没有得到新闻出版部门的出版许可，但他辩护说“行业的主管从来都是文化部门”。
14年前，一纸禁令将这个行业打入冷宫，在多年的灰色生长后，周文辉们竟然面临一个模糊的身份难题，“我们制造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如今，电子游戏机主机是否被有关部门认定为电子出版物，并依据相应法规严格监管，已不仅关乎周文辉个人的命运。其面临7至9年有期徒刑的指控，被扣押的4亿多财产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所得，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赌博游戏机案。
灰色成长
上世纪80年代，街机经由中国香港引进大陆，构成了一代人的童年生活，但直到20世纪末，街机的芯片生产都被日本和台湾垄断，先是走私，然后在内地设厂，将街机卖到内地十数万家游戏厅。
周文辉早年在江西老家开游戏厅，挣了一些钱后，“因为对电子感兴趣”，周文辉到新余市渝水技校读了电子专业的大专。
2004年，32岁的周文辉到广州番禺打工，开维修店帮别人修游戏机主机的同时，在民办辅导班里学编程，后来，还通过招工到了台湾人开的虎威电子厂工作。广州番禺和中山市是国内游戏机聚集区，占了全国产量的70%。
“国内的技术力量主要是搞游戏机的周边产业和下游产业，很少有人去搞核心技术研发，甚至国家文化部门都这样认为”，周文辉在供述中说。
“偷师”学成后，2007年，周文辉注册成立了广州昌合盛东计算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昌盛公司)。他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一个扑克类游戏，如今，棋牌游戏伴着拳皇、西游记、三国战记等等“80后”年少时的“宠儿”，早已在游戏厅绝迹。
周文辉随后使用韩国ATC公司的亚马逊平台，亚马逊平台是一块主板，上面有CPU、扩展的存储、IO接口以及各种芯片，研发者只需要用ATC公司的开发库写出游戏程序，再用编译器翻译成机器代码，存入主板就可以了。
“我只卖主板，程序是送的”，周文辉说，这打破了日本和台湾垄断者的模式，后者的经营模式是将主板和程序捆绑销售。周文辉则将程序拷在U盘里随主机赠送，“所以很便宜”。当然，每一块主板都被加密，附赠的程序只能在固定的主板上使用。
“就是从周文辉这批人开始，日本和台湾人对游戏机研发的垄断被打破了”，广州番禺一名游戏机生产商余峰说。
在家用游戏机领域里，任天堂那样的世界强者都始终没有进入中国，山寨机、水货店、汉化……都是任天堂看不懂的内地“游戏规则”。街机行业更是一片草莽，周文辉一开始只在民房里有一间工作室，最多时，他公司的人数也不过三四十人。昌盛公司后来搬到了广州番禺的动漫产业园，一个原因是不搬去产业园就不给注册公司。
亚马逊平台开发的是一些动物赛跑类的游戏，几名玩家各选择一种动物，谁跑第一就赢得比赛。“我以前的老板凭这款游戏赚了一个亿”，余峰给记者看一款名为“花果山”的赛跑游戏。一台新游戏主机在研发成功之初，可以卖到上万元，但随后模仿者四起，价格跌到三四千元，然后早夭退市。
“这个行业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因为花费巨大精力去做好版权后，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也结束了”，余峰说。研发者的保密手法是金钱，四年多时间里，周文辉付给了他雇佣的一个主要研发人员5000万工资。
因为分辨率低，亚马逊平台很快被淘汰，2010年，周文辉开始研发X86平台的“打鱼机”产品。“打鱼机”的发明者是日本柯纳米公司，进入中国的名字叫金鱼物语。2009年，番禺本地厂商的“捕鱼达人”和“海洋之星”上市，随后迅速打败了“金鱼物语”。
“打鱼机”比赛跑游戏更 “刺激”，打到不同的鱼可以获得不等的分数。周文辉花了一年时间研发出了“打鱼机”主机，但他隐隐觉得，“可能是违法了”。
灰色生存
赌博，是悬在街机头上始终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安部组织了几次针对游戏厅的大规模抓赌，每次都硕果累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一名负责人说。
“打鱼机”主机上的上分、退分等功能为赌博提供了前提，“没有这些功能，别人不会买我们的机器，而且当时的国内市场上，大家都在卖这样的机器”，周文辉在供述中说。
是否赌博的关键在于游戏厅的经营者，“游戏机虽然有退币功能，但如果游戏厅把退币设置成退彩票，用于兑换玩具和文具，公安局一般都不会抓，但如果直接退币换钱，就是赌博了”，广州番禺一名游戏机生产商余峰说。
1992年，一篇《夏令营里的较量》的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大讨论，此后，家用游戏机成为“精神鸦片”，街机则成为“电子海洛因”。“80后”的每个暑假，几乎都会收到“不去游戏厅”的学校公开信。
2000年，久治不愈的赌博顽疾让监管层痛下决心，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要求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时停止。
但街机厂商的非法身份只持续了不长时间，“2003年后，通过到国外考察，监管层发现不能因为赌博全盘否定游戏产业”，一名游戏机从业人士说。
2009年，文化部开始公布《游戏游艺机市场准入机型机种指导目录》，通过目录审查的产品获得准生证，甚至于一款具有上分、下分功能的“打鱼机”也通过了审核，到目前共通过了七批目录。
但紧箍咒仍套在游戏机商头上，“符合以下几条均认定为具赌博功能，一是具有退币功能的，二是具有上分、加分、扣分功能的，三是具有退奖券功能的，四是具有选定赔率，以小博大功能的。”2013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在一次街机行业管理会议上说。
“公安部门决定这个行业能否存在下去，文化部门决定这个行业能否健康地存在下去。”广州番禺动漫游艺协会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安部门的治理也在“转型”，上述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负责人介绍，2013年10月前，公安部等部门本准备出台新的游戏机行业政策，“第一步是规定在以后的抓赌中，不要大规模关停游戏厅，第二步是出台文件推翻2000年的《意见》”，但这些政策因故至今没有出台。
在游戏机行业的灰、黑转换之间，周文辉倒下了。2012年起，公安部先后督办了多起游戏机涉赌案，包括代号“01·11专案”的贝斯特国际电玩公司案、代号“7·31专案”的万隆电子科技公司，以及周文辉的代号“9·19”昌盛公司案。
周文辉案发缘于江苏省扬州市警方查获的游戏厅涉赌案，扬州警方顺藤摸瓜发现了生产游戏机主机的周文辉。
三起专案开始均被认为涉嫌开设赌场。其突出特征为：这些厂商生产具有赌博功能游戏机的同时，还与游戏厅进行利润分成。
根据多地公安部门规定，赌博机的生产者、销售者、提供者参与经营或者盈利分成的，作为赌博犯罪的共犯或者赌博共同违法行为人处理。
2012年11月，广州市番禺区召开动漫行业规范管理会议，番禺区公安分局局长黎宇轩介绍，周文辉的公司“既研发生产赌博机电脑主板进行销售，又销售生产赌博游戏机，并与外省30多家赌场合作分红”。
然而，随着侦查的深入，周文辉的案卷资料显示，其未与赌场合作分红，这意味着，周文辉可能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根据《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查处利用赌博机赌博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如果不参与分成，但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而向其销售赌博机的，以为赌博提供条件予以处罚。
这只是一个治安处罚范畴。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而后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周文辉立案。
模糊的审批权
2014年2月，周文辉等涉嫌非法经营罪在扬州市江都区法院开庭。公诉人指控周文辉生产的游戏机主机属于电子出版物，但却没有取得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许可。
5月13日，原总署下属的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作出了一份《鉴定书》，认为周文辉研发销售的两款主机为非法电子出版物。律师方面获得的这份《鉴定书》并无鉴定人员签字。
与此同时，辩护人聘请工信部司法鉴定所也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两份鉴定意见相左，后者认为周文辉研发的游戏机主机属于电子产品，而非电子出版物。
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归口审批电子和互联网游戏出版物决定的通知》中规定，新闻出版总署是国务院惟一归口管理电子游戏出版物和互联网游戏出版物的行政部门。
这一职权又在2008年的国务院“三定”规定中发生了转移。新闻出版总署将动漫、网络游戏管理(不含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及相关产业规划、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交易和市场监管的职责划给了文化部。
这引出了2009年《魔兽世界》审批的公案。按照新“三定”方案，文化部尽管成了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但新闻出版总署还保留了对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魔兽世界》事件的结果是，在相关行业协会的斡旋下，《魔兽世界》在半年后停服一周，然后通过了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上述行业协会负责人说。
如今，电子游戏机也面临类似问题。两个部门的“三定”规定中，文化部对电子游戏机在生产、进口和经营环节上进行内容监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在出版环节对动漫进行管理，对游戏出版物的网上出版发行进行前置审批。
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公示的游戏审批结果，包括国产网络游戏、进口网络游戏和进口电子游戏。“审批范围也包括手机游戏，但目前我们还不了解具体工作方式。”上述游戏行业协会负责人说。而目前公开渠道并未见到审批包括电子游戏机主机在内的国产电子游戏进行过相关公示。